中国古代的官员，是有文化自信的。因为是学而优则仕，要熟读儒家经典，再经过科举考试，成绩突出的，才能取得做国家公务员的上岗资格。这种国家干部选拔模式，由西汉至清末，由察举制到科举制，用了大约两千年。尽管弊症也多，但至少有两个好处：因为是以读书取仕，基本保证了官员的文化素质，在全体国民的平均值以上，其中有众多官员，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专家，甚至是大家。对底层人的大门是敞开的，平头百姓只要读书有成，就有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，给普通人以希望之光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权亮点。
西汉进行干部体制改革，最初是无奈之举，因为新的权贵阶层出现了，建国功臣的二代和三代在地方做大做强，甚至爆发了“七国之乱”，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，迫切需要对公务员的结构进行大换血。西汉的察举制，是推荐制，被推荐者的前提，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这五部经典读得出众的。东汉扩为“七经”，增加了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，隋唐之后科举来了，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考试，考试范围扩大到“十二经”，在“七经”的基础上，把《礼记》《春秋》这两本书具体化，《春秋》细化为阐释研究《春秋》的“三传”，《左氏春秋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榖梁传》。《礼记》细化为“三礼”，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，再增加一部《尔雅》。到宋代，收入《孟子》，成为众所熟知的“十三经”。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范围缩小了，重点是“四书”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之外还有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，后两部书是“三礼”中的部分章节。熟读了“四书”，考个秀才是可以的，但要中举人，进进士，不研究“十三经”是过不了关的。古代的官员都是经过儒家经典浸泡蒸煮过的，有中国心，自然是中国气派。
秦始皇的焚书政策是公元前213年实施的，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毁书，不单是书禁，主要是思想禁，禁书的重点是六国的史书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以及诸子百家著作。公元前206年秦朝结束，这个大帝国仅存在了十五个年头，不是被陈胜、吴广的游击队打垮的，是自己把自己弄崩溃的。西汉建立之后，汲取秦的教训，开书禁，解放思想，并且把思想同中国传统智慧密切联系在一起，熟读了“五经”，才能出仕做官，这是西汉帝国的大器之处。
古代的干部教育，重视中国智慧的同时，还重视对《礼记》这部书的研究和普及，礼是规矩，礼仪之邦是规矩之国的意思。《礼记》是中国规矩和中国秩序集大成著作。中国古代的政治，要求国民守规矩，但要求官员懂规矩，用规矩，并带头守规矩。通常礼和乐关联在一起表述，即礼乐制度。乐是《乐经》，孔子晚年删定“六经”，“五经”之外还有《乐经》，但这本书毁于秦火，佚失了。汉代儒生凭记忆整理出一部分，并入《礼记》之中。乐的核心是心态，一个人做成大事，健康的心态很重要。一个大国，尤其要有大国心态。“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”，“《乐》之失，奢”。奢是过分，也含有形式化的意思。大国心态，要防止过分之举，也要以形式主义为戒。
选自《美文-体现古代文化自信的事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