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终遗愿
司马迁的父亲名叫司马谈，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但只当了个“太史令”的小官。由于家里穷，司马迁从小在老家龙门乡下种地、放牧。
十来岁的时候，他才到了京都长安，开始学习古文。由于他勤奋刻苦，又虚心向学者请教，知识大为增长。为了开阔眼界，他游历了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南、四川、云南等地的名山古迹。这些游历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学识。大约三十岁时，他才在朝廷里当了个“郎中”，这是侍卫一类的小官。
没几年，他的父亲病重，临终前拉著司马迁的手嘱咐说：“我们家的祖先在周朝时就当太史。我死后，你要接替我的位置，继承祖先的事业。自从孔子死后，至今四百多年了，没有一部像样的史书。我身为太史，没能做成这件事，真是担心天下的史籍文化从此断绝了，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搁在心里啊！”
司马迁一边痛哭，一边说：“儿子我虽然笨，也一定会把长辈传下来的史实都写下来，绝不敢疏忽。”
司马谈死后第三年，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。为实现自己的誓言，他开始整理皇家的藏书以及各种文献资料，着手写作《史记》。可是，在他四十八岁那年，巨大的不幸落到了他的身上。
刚刚成年的司马迁，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要求。这一切，基于一个饱学的父亲对儿子的苦心操练和强大自信，也基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孝道守诺。
于是，少年时期的诗书饱读，二十岁成年之后的奉西巡东，奔走河山，通晓风俗，博采传闻，壮游天下的少年，阴差阳错的一点一点累积起一个少年的壮志，以及要完成一部巨著，开创不朽功业的全部思想和文化资源。
用脚步丈量大地的司马迁开始了向一个宏大理想的艰难启程，这是司马迁毕生的使命，也是他一生的宿命。
司马谈去世后的第三年，汉武帝任命司马迁担任太史令，太初元年，司马迁开始撰写《史记》。
生死谏言
公元前99年，李陵兵败被俘。消息传来，未央宫被一股阴郁的气息包围，武帝茶饭不香，听朝不悦。
李陵何许人也？飞将军李广之孙，一代名将之后。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在旷日持久的胡汉征战中，善骑射，敢打硬仗，带兵有方的李广在匈奴中威名远播，李陵颇有当年李广的风采。现在，李陵兵败被俘，和当年李广决战单于，迷路失期，悲愤自杀，饮恨九泉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，汉武帝如何接受得了這样的事实？他原本希望李陵兵败自杀，以一代将门之后，一个铁血军人，一位汉廷骁勇战将应有的方式体面死去。武帝不是高祖，更不是景帝，自从黜百家、尊儒术、广推恩、强集权、征匈奴，开疆拓土，大杀四方，国家达到空前的强盛后，随之而来的对自我意志的迷信以及一个帝王异乎常人的自尊，也随着权力的集中，达到了空前的顶峰。
这样的汉武帝注定是穷经皓首、孜矻著述的书生司马迁所不熟识的，这样的司马迁注定是志得意满、威风八面的武帝所不了解的。
当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关于李陵事件的处理意见时，迁曰：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践戎马之地，足历王庭，垂饵虎口，横挑强胡，卯亿万之师，与单于连战十余日，所杀过当……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如积，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，能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，身虽陷败，彼观其意，且欲得其当而报汉。
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
悲剧也就此产生。
李陵当初孤军深入，捷报频乃，大臣与武帝举杯庆贺，夸耀不绝；当李陵战败被俘，一有事情做得不对，贪生怕死，只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，就随意构陷，夸大李陵的罪名，纷纷落井下石，司马迁痛心如此势利的周遭，他用孤独的声援，撕裂了丑陋的官场哲学。
汉武帝听不进，太平盛世里如潮的奉承，已经让他有些忠奸不辩了。再者，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，被世俗所轻的太史令的言论，此时看上去怎么都有些狂妄的味道，更何况还隐隐在诋毁宠妃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呢？盛怒之下的武帝，不由分说把司马迁打入了大牢。
一片丹心，忠贞不二，满腔热血的司马迁虽身陷囹圄，但是，他用生死诤谏，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群体中树立起坚硬的风骨。
鲁迅说：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，少有韧性的反抗，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，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；见胜兆则纷纷聚集，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
那个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，正是司马迁。
幽囚暗狱
在大理寺暗狱，负责审判司马迁案件的是著名酷吏杜周。杜周是大名鼎鼎的张汤的学生，为人刻毒，善观色，喜奉承，执法不唯法，只唯上。
很快，判决结果就出来了，司马迁被判处死刑。汉朝律法规定，死刑可用五十万钱免罪，无钱，可受宫刑免死。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生死大义面前，作为士人的司马迁思虑的结果是隐忍求生。
在写给朋友仁安的书信中，太史公曰：假令仆伏法受诛，若九牛之一毛，与蝼蚁何异？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比，特以为智穷罪极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
不能死名节，这样的死毫无价值。
迁又曰：所以隐忍苟活，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
少年时代横溢的才华，无法得到彰显，父亲的临终嘱托，宗族的重大使命，终将镜花水月，决不能卑微赴死，他暗暗的告诫自己。况且，古往今来的圣贤没有不受难的：厄而作《春秋》的孔子，放逐赋《离骚》的屈原，失明厥《国语》的左丘，膑脚修《兵法》的孙子，迁蜀传《吕览》的不韦，囚禁而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的韩非子，一个又一个隐忍受难终成圣贤的身影，在他的眼前晃动。在昏暗的蚕室，在幽微的暗狱，像一束束射向铁窗照亮心灵的亮光。甚至于此头须向国门悬的伍员，卧薪偿胆三千越甲终吞吴的勾践，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、叔齐，一腔忠心落入苟且迎合终被万戮的李斯，怀仁宽厚大智大勇的相如，迷信武力终成大错的项籍，生不逢时命运多舛隐恨塞外的李广，胸怀慈悲延宕误机的韩信……一个又一个的先贤圣哲，在昏暗的日子里，给了司马迁隐忍求生的莫大勇气和动力，也编织起司马迁异乎常人的哲学伦理、宗法伦理和人格理想。
他终于从容走上了宫刑的手术台。
受刑出狱后，司马迁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，他得以继续他未竟的事业。出狱后的日子，对于身心摧残的司马迁而言，是一种煎熬和负累。辱没了自己的祖先，被乡里人讥笑，心绪不宁的司马迁恍恍惚惚，终日不知所往，冷汗浇衣，噩梦惊心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司马迁字字血泪，句句衷肠。
劫后重生
在想通了“为何而活”的根本问题后，他终于放下了耻辱，渡劫后的司马迁，在三尺砚台，方寸陋室，挥墨如雨，隐忍前行。
潜龙在渊，终将一飞冲天。公元前93年，前后历时近十四年，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巨著《史记》。全书共130篇，记载上至传说中的皇帝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
书写成后，在武帝和昭帝两朝被列为谤书。《史记》不虚美、不隐恶、秉笔直书，其背后包蕴着的痴缠爱恨、理想人格、道德品格、悲天悯人还有平民化的价值立场袒露无余。
他写项羽，对这个失败的英雄，倾注了全部的爱恨，视他为帝王，列入本纪；他写李广，对李广的时乖命蹇壮志未酬赋予了深深的同情，让他独享一章；他寫淮阴侯，不厌其烦的叙写这位历史上的军事奇才，对韩信敌国破谋臣亡的不幸遭遇，寄以悲悯同情；他写汉高祖，让我们看到一个近乎泼皮无赖如何在厚黑的道路上，一步步夺取天下的过程；他写孝武帝刘彻，那个尊儒术、削藩侯、击匈奴、开丝路的有为之君的形象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知求神祭祖、追求长生不灭的荒淫昏君，而这，正是晚年逐步退去明君光环之后的武帝真切的形象。
司马迁通过他的春秋笔法，对汉武帝完成了悲壮的复仇。一个被汉武帝的权利不幸阉割的文人，举起他的刀笔，就像一个被逼至绝境的困兽，用一种凶狠的目光，打量着这冷漠的未央宫，对未央宫的主人刘彻发出凶狠一击。
最终，那个最愚昧最聪明，最狭隘最包容，最冷酷最仁慈的武帝还是放过了司马迁。他深知，司马迁是唯一在精神上不肯臣服于自己的臣子。他大约知道，这种倔强的精神风骨，一旦缺席，更是这个时代的不幸。
《史记》也由此留下了有朝一日重见天日，广为流布的机会。
宣帝时期，在外孙杨恽的力荐下，《史记》终于得以传播开来，后世把它列为二十四史之首，司马迁也被后人尊为史圣。
司马迁受到这样的打击，精神上的痛苦更甚于肉体上的摧残。但是，继承父亲的遗志、撰写《史记》的崇高理想鼓舞着他，使他顽强地活下去，并勤奋写作。到五十多岁的时候，他终于把巨著《史记》写完了。
《史记》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
一个匍匐于地隐忍前行的文人，通过他的如椽巨笔，终于一步步走上史学的顶峰，成为了史学天地里无可争议的王者。一颗在尘世千疮百孔的灵魂，终于获得了精神的永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