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式过马路_摆现象挖根源指办法

• 范文采用：摆现象——挖根源——指办法。先摆出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：“在中国，“凑够一撮人马上走，和红绿灯无关”却成了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经典概括。”然后分析产生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原因：①法制观念的淡薄，汽车文明马路文明的落后；②集体漠视规则意识；③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；④突破禁锢意识形态的愉悦；⑤从众心理；⑥人治文化。最后指出办法“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令，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。”“矫正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。”

中国式过马路

①在欧美各大城市，红灯一亮，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，绿灯一开，鱼贯而过，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。而在中国，“凑够一撮人马上走，和红绿灯无关”却成了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经典概括。

②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，常常让我们汗颜，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：人家真文明，真守法。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（“九斤老太”，鲁迅作品中的一个人物，在她老人家的眼中看来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时常为孩子们的今后担忧。于是，后来人们把这类看不惯下一代的人们统称为“九斤老太”，在年轻人眼里，“九斤老太”常常是很讨厌的。“九斤老太”，出自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中的作品《风波》。因为老太太出生时重九斤，所以被人叫作“九斤老太”。）的喟叹：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。在我看来，“中国式过马路”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，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。

③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凸显的，是中国人集体漠视规则意识。在中国，规则意识很早就有，格言古语都有强调，最著名的便是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”。但规则存在，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，除了信奉法家思想的秦以外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(商鞅徙木立信)。另一原因，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；而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自觉遵守规则，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。对我利大于弊的，便去遵守和利用；反之，则无视。“灵活变通”被赞扬，尽管这种“变通”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，但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，就大行其道。

④另外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。在许多人心里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，反以践踏规则为荣。红灯来了，大大咧咧闯过去，习以为常。闯红灯被监控纪录，靠疏通关系，不受处罚，那更是沾沾自喜。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，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。享受特权，不单是特权者的习惯，也是无权者的幻想。

⑤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凸显的，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。（交通规则，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。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，并且喜欢“凑够一撮人”结伴破坏呢？不单单是交通规则，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？

）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，破坏规则，不是破坏“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”，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。闯了红灯，绝不会意识到这是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，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，于是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。对于一个习惯禁锢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，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，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，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、追求自由变得相关，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。

⑥喜欢“凑够一撮人”结伴破坏规则，一是“浑水摸鱼”的从众心理，二是“法不责众”的人治文化。显然，那些破坏规则者，虽然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，并且要被追究责任，但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，却又放纵自我。“凑够一撮人”的诉求，有合法合理的，也难免有漫天要价、私利膨胀和漠视公共利益的。

⑦康德曾说：“有两种东西，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，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敬畏越会历久弥新，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，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。”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令，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。

矫正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。香港、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，一方面是公民素养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。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。而在中国，司机对逆行、乱掉头习以为常，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，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。而行人闯红灯，更是司空见惯。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？是因为大家都信奉“法不责众”、“法外有情”，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，而不是找法律。所以矫正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，必须普及法制文化，健全法治社会。

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。“中国式过马路”的具象，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。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，长期存在差异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,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，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。法治的生命力，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。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，权力自律，公民自觉，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