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诚信作文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及译文与评价

创作年代：1912
　　国文教员：柳潜
　　柳潜的评语：
　　“实切社会立论，目光如炬，落墨大方，恰似报笔，而义法亦入古。逆折而入，笔力挺拔。历观生作，练成一色文字，自是伟大之器，再加功候，吾不知其所至。力能扛鼎，积理宏富。有法律知识，具哲理思想，借题发挥，纯以唱叹之笔出之，是为压题（点题）法，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，言之凿凿，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，是有功于社会文字。”
　　原文：
　　商鞅徙木立信论
　　毛泽东
　　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，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，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，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、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。谓予不信，请罄其说。
　　法令者，代谋幸福之具也。法令而善，其幸福吾民也必多，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，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，必竭全力以保障之，维持之，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。政府国民互相倚系，安有不信之理？法令而不善，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，且有危害之足惧，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。虽欲吾信，又安有信之之理？乃若商鞅之与秦民，适成此比例之反对，抑又何哉？
　　商鞅之法良法也。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，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，商鞅不首屈一指乎？鞅当孝公之世，中原最鼎沸，战事正殷。举国疲劳，不堪言状。于是而欲战胜诸国，统一中原，不綦难哉？于是而变法之令出，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，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，尚军功以树国威，孥贫怠以绝消耗。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，民何惮而不信？乃必徙木以立信者，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，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，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、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。
　　虽然，非常之原，黎民惧焉。民是此民矣，法是彼法矣，吾又何怪焉？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，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，当必捧腹而笑，噭舌而讥矣。乌乎！吾欲无言。
　　译文：
　　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，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，执政者煞费苦心，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、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。认为我说的不可信，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。
　　法令，是谋求幸福的工具。法令如果好，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，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，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，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，维持它，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。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，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？法令如果不好，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，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，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。即使想要我们信任（法令），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？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（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），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（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）去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　　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。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，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，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？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，中原局势极不安定，战事正盛，全国民力疲惫，（达到了）不能够言说和描述（的程度）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却想战胜各诸侯国，统一中原，不很难吗？在这种情势下，变法的命令出台了，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，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，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，把贫困、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、物力资源的损耗。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，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？一定要（通过）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，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，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，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、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。
　　虽然这样，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，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。国民是这些国民，法令是那些法令，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？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，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，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，（或者）高声讥诮。唉呀！我不想说了。
　　创作背景
　　1912年春，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。同年6月，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大赛，毛泽东这篇论说文夺得头名。
　　作为班主任和国文老师的柳潜，头一个翻出来的便是毛泽东的卷子。举贤不避亲的柳潜，写毕评语后破例给了满分。柳潜的同事看了，也一致认为毛泽东“才气过人，前途不可限量”，没有任何疑义。
　　作文仅500字，柳潜的眉批和总评就有150字。“实切社会立论,目光如炬,落墨大方,恰似报笔,而义法亦入古。逆折而入,笔力挺拔。历观生作,练成一色文字,自是伟大之器,再加功候,吾不知其所至……是有功于社会文字。”
　　不难想象，柳潜批阅时的快慰与喜不自胜，对这篇见解独到、文笔一流的作文，除了赞美、推崇与激励，竟还有超出尊重的敬畏。
　　然而，这篇作文在今天却可能会遇到麻烦。除了与800字的高考要求明显不符，容易引发疑义的还有“报笔”。
　　“报笔”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，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。当日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。梁启超嗅觉灵敏，立论锋利、思想广博、议论新颖，行文流利畅达，文思如涌，极富鼓动性。怀揣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，想用笔惊醒国人睡梦的梁启超，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。
　　清朝秀才出身的柳潜并不泥古，不喜欢弟子读那些内容老化、与时代脱节的文章，也不让弟子只在“统编”教材里使劲，柳潜有意引导毛泽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。作文比赛前一个时期，毛泽东遵循师命，几乎每天都要交给柳潜一件强化训练的习作。想必这些训练同样得益于“报笔”之深锐观察，同样深受梁启超的影响。解放后，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涤庵(柳潜)的下落，得知“此人早已谢世，子孙后代情况不明”，毛泽东深感遗憾：“可惜了。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，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。那篇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，他给了我100分。”
　　“报笔”是一种引领，是时代变革的先声，是社会风向的潮涌浪卷。为文终是为人。毛泽东终成文章大家，与其胸襟、抱负、个性及才情等等莫不相关。而在这其中，柳潜激赏的“报笔”磨砺，对毛泽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导向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