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腊月十四,年关集日。张老三父女来到东西大街时,赶集的人已熙熙攘攘。那卖柴的担子,卖菜的挑子,卖腥海的手推小车子,走得甚急。店铺的门面都大开了;饭馆的小伙计在忙着劈柴、挑水;摊贩们,有的在支篷子,有的在摆货,有的已摇起皮鼓和铜铛郎,高声招徕顾主,还有两家为争地盘动了手,这位摔了那个的香、黄纸,那个踢了这位的炮仗、蜡烛,一卷灶王爷的画像摔散了,像风筝似地飘向空中,几个孩子赶着骂着追,有的抢起散乱的鞭炮,点上火,向天上抛,喊着轰灶王爷上天……--冯德英:《山菊花》
用“人山人海”这个词儿形容柳镇的集市一点儿也不算夸张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,穿着各种各样的衣裳,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,掺和在一起,揉成了一个整块儿似的;你挤我,我挤你,推来拥去;身子瘦小灵巧的人沾了光,身体胖的,块头大,再笨重一点儿的,那可就倒楣了;不要说背着筐子、挑着担子的人,不能从这条正街上通过,就是光挎着一个篮子,也得举到头顶上去。可以这样说:如果这会来一阵子瓢泼大雨,保险湿不着地皮。
所有的人都是快活的,被谁踩了一下子或者撞了一下子,既不会吵闹,也不会横眉立眼儿,连理会都不理会。所有的人兴致都是那么高,碰见卖什么的都想挤到跟前看一看买与不买,总得开开眼。所有的结着伴的人都在大声喊叫,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;不喊叫他们就会失掉联系,不用最大的声音,扒在耳朵边说,也不用想听清楚说什么。--浩然:《艳阳天》
广州今年最大的花市设在太平路,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十三行”一带,花棚有点像马戏的看棚,一层一层衔接而上。那里各个公社、园艺场、植物园的旗帜飘扬,卖花的汉子们笑着高声报价。灯色花光,一片锦绣。我约略计算了一下花的种类,今年总在一百种上下。望着那一片花海,端详着那发着秀气、轻轻颤动和抒展着叶芽和花瓣的植物中的珍品,你会禁不住赞叹,人们选择和布置这么一个场面来作为迎春的高潮,真是匠心独运!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,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语:“春来了!春来了!”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,把盆花托在肩上,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。南国的人们也真懂得欣赏这些春天的使者。大伙不但欣赏花朵,还欣赏绿叶和鲜果。那象繁星似的金桔、四季桔、吉庆果之类的盆果,更是人们所欢迎的。但在这个特殊的、春节黎明即散的市集中,又仿佛一切事物都和花发生了联系。鱼摊上的金鱼,使人想起了水中的鲜花;海产摊上的贝壳和珊瑚,使人想起了海中的鲜花;至于古玩架上那些宝蓝、均红、天青、粉采之类的瓷器和历代书画,又使人想起古代人们的巧手塑造出来的另一种永不雕谢的花朵了。--秦牧:《花城》
进了市集,愈加热闹了。各种货物用品布满在狭小的街道上。由于长年沿袭的传统,各种不同的货物都在固定的地段摆摊叫买。这一片是各色各样的地摊,数不清的杂物:烟嘴、烟杆、小剪子、顶针、锥子、耳挖勺,还有一些别的日用小家什、小物件;走过去是菜摊、肉案,野味铺子前挂着野鸡、野鸭、野兔、野鹿;河鲜挑子上吆喝着:“黄河大鲤鱼!运河大青虾!……”左边一条人巷买卖着上布、佐衣,妇女用的花脂朵,梳子篦子,质量低劣而又金光灿灿的首饰、鞋袜;右边一条人巷则是陶土器皿,瓦罐水缸,木桶木凳,笊篱竹篓,应有尽有。
最热闹的地方是集市中心那片小广场。那里的地摊、柴挑、菜担比别处更多,还有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,卖糖人儿泥人儿的,买字画代写书信的,担筐提篮卖柿饼木瓜的,还有不少张着布篷卖吃食的坐摊:卖蒸糕、煎饼、芝麻酥饼、直径二尺多的大锅盔、烧鸡、煎肉、水煮丸子、豆腐汤……
吆喝叫卖声在集市上空喧嚣,喷香的诱人食欲的气味在整个广场里弥漫。
广场里还有不少走江湖的:卖狗皮膏药的;测字打卦的;耍洪拳花拳的;耍猴变戏法的。这边卖草药的老汉兼给病人扎针拔牙,一帮人围着看热闹;那边一个说武老二的,袒露着右胸右胳膊,右手持着鸳鸯板,衣服在腰间系住,拉开架式,眉飞色舞,正说到打虎英雄武二郎醉打蒋门神,引起围观的人们不断地喝彩。另外,还有不少赌博、押宝、推牌九的摊子也吸引着不少顾客。--凌力:《星星草》
草鞋塞在裤裆里,满神气地、又像作贼一般逡出店外。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,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,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,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,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,去找主顾。
立刻想着:这该怎样措词,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,价钱上不致折本呢?
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:货在商人店里,贵得如同宝贝,真是言不二价的;等落到你我手中,而要拍卖的时候,虽然你并不曾用过,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。这双草鞋,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,准于亏本了,还说什么呢?然而,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,我得弄点小聪明,就是装假也不要紧。真的,为了必须生存下去,连贼也要作的,如果是逼到非饿死不可的时候。围绕我们的社会,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出本来面目的好人。真诚的好人,也可以生活的话,那需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。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老板申明,来的我正饥饿着,店帐毫没把握,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。
依据这生存的哲理,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,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。
“喂,你们要草鞋么?新从昭通带来一挑,这是一双样子,看!要不要?”
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,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,摩挲着瞧我背着手,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,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。
一个喜爱地说:“这太贵了!”
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:“不经穿哪!”
一个悠然自足地说:“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!”这行市,实在太坏,我有点着急了。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,问我的价:“一双多少钱?”
“你要买几双?”作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,“多,价钱就让一点。只买一双,就要四百文!”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,并不心狠,本想喊高一点,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。
“嘿,再添一点钱,就够买一双布鞋了!哪有这样贵?”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,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,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。
我抓着草鞋给他看,说:“看,这是昭通草鞋哪!”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,我一点也不知道,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。
“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,不像蛋会变鸡嘞!”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。
我的脸,不知怎的,登时红了,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。
“两百文!卖吗?”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。
“三百五!”我掉头答,足放松一点。
“一个添,一个让,二百五。”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。
“就是他说的好了!”小贩高声叫着我,我站住了。
“三百!一个也不少!”坚持我的价钱。
“去你的!不要了。”
我去走了一大转,找了一大批主顾:黄包车夫、脚夫、小贩、小伙计。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:一挑草鞋……样子一双……买得多就减价。然而,结果糟糕得很,不是还价一百六,就是一百八,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。
我没有好办法了,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,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。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,鼻子里哼哼地应我。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,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。因此,落得他目前装模做样。最后,他才“唔”的一声说:“不要!这草鞋不经穿哪!”
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,我掉身就跑。
“好!两百,两百!”他又这样抓住了我。
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,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,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。于是我就卖给他了。
酱黄色的铜板(一枚值二十文)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,一共十个。我小心得很,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台阶上,听听有没有哑板子,——这举动,全不像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,但我已顾不到这些。
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:“呵,两百文一双,那我们也要。再去拿几双来!”
“不卖了,不卖了!”我有点气。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。
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,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。--艾芜:《人生哲学的一课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