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官二代”标签的贴上与揭下_论据扎实，挖掘深入

《安徽官二代追求美女遭拒泼洒火机油点燃致人毁容》这则消息一出，社会惊愕，媒体哗然。2011年9月，合肥市17岁少女周岩因拒绝同学陶汝坤求爱，被男生尾随至家用打火机点油烧伤毁容，惨不忍睹。
此事之所以引起网络上热烈的讨论，原因有二：一方面，它击中了人类心底最柔软的一部分——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被人毁去了姣好容貌，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，都留下了一生磨灭不掉的伤疤，令人扼腕。另一方面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因为求爱被拒而这般不择手段，其心理之促狭、恶行之严重，令人发指。
但是点燃众多网民心中堆积已久的稻草、引发燎原之势的，无疑是新闻标题中的“官二代”。
对我们来说，“官二代”一点也不陌生：平心而论，任何行业都有二代、三代。但是“李刚门”一出，将官民之间明显的不公平和两者日益恶化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自此以后，“官二代”愈发臭名昭著，成为众矢之的。人们下意识地认为，司法最后可能因为这种特殊身份的存在而扭曲。
而这次，由于陶汝坤父母分别为合肥市审计局和规划局官员，“官二代”又浮出水面，而且似乎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。可当真是这样吗？我认为，关注无罪，但必须厘清因何关注。
在议论之前，我想先谈一下近来流行的一个名词——“贴标签”，意为对问题不做具体分析，只根据教条或固有观念对人或事物生搬硬套地加上一个名目。我认为，陶汝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被社会舆论强制贴上了“官二代”的标签，进而被群起而攻之。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陶汝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官二代”——他的父母只不过是科级干部，并非权倾朝野的大官。而且他犯下的恶行多归咎于他不健全的心理，与他的身份并无直接关系。
公众舆论没有保持应有的客观立场，仅出于同情心、出于对弱势群体的悲悯，无条件地选择站在受害者一方，且因为“官二代”这枚标签对犯罪者深恶痛绝。这与前不久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有着惊人的相似。两者不禁使人发问：陶汝坤及其家人，是否会沦为舆论的受害者？
如果“官二代”这枚标签不被理性地揭下来，那么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。
“官二代”并不是一枚理性的标签，更像是一个发泄情绪的外壳。如果只是拘囿于“官二代”，把事件解读为“‘官二代’对‘穷二代’的野蛮欺压”，很可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遮蔽了少年心性残忍的原因和教育的失败，不利于我们的反思与自省。舆论狂欢之后，除了社会戾气的累积，少女的苦难换不来任何指向进步的省思。
既然公众舆论对“官二代”的仇视是出于因他们的特殊身份而不公平的司法，那么就应紧盯司法，做到法律的准绳不因违法者的身份而扭曲，法律的程序不因其而更改；监督犯罪者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责任、表达了足够的歉疚与负罪感。做到这些，正义和公正也就得到了伸张，问题病灶也就得到了梳理和反省，公众舆论也就发挥了其正面作用。
反之，当社会舆论冒进而不审慎地使用其权利和影响力，因为他所处的社会群体而用有色眼镜看待整个案件，为他贴标签，不就事论事，那么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而沉重的。药家鑫案就是现成的例子：混淆视听的“药家有军方背景、四套房产”，是“官二代”“军二代”“富二代”等说法，后一一被证伪。不知当药家鑫被执行枪决，是否有人会为当时自己的随波逐流和情绪化而自责？
所以我认为，务必要堵住这个事件“官二代”这一情绪的宣泄口，将公众的视野引到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建设健全的责任和做法上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
当然，作为与受害者同龄的人，虽谈不上感同身受，但能够体会她的绝望和无助，对她的同情和关心也是油然而生。但是撤去这些感性因素而理性地分析，我认为整件事不能任凭‘陶汝坤罪该万死”这股风在网络上掀起大片赞同声。试想，如果舆论带来的压力影响到了司法途径的客观和有序，犯罪人得到了不公正的裁决，即使他犯下的罪行再恶劣，那这个社会还能称得上是法制社会吗？舆论“伸张正义”的本意达到了吗？
越来越多的公民学会了通过网络表达诉求、维护权益，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。但是如果将一些个案上升至某种高度，继而妖魔化一个群体，这是不合理的，也是缺少理性认知的。对于这场到现在为止都不能盖棺定论的悲剧，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真相，我们需要听到更多人的声音，我们更需要反省：舆论在社会中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，我们怎样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值。